小说可以成为人生的寄托和参考

——就长篇小说《十面埋伏》出版的一些问题与诗人刘诚一夕谈

责任编辑：马凤霞

刘诚，诗人、作家、批评家。《第三极》诗刊主编，《诗刊》2005年“每月诗星”。1956年8月生于陕西省洋县。1979年毕业于汉中师范学院（今陕西理工学院）中文系。1980年起投身第三代诗歌运动，1986 年出版诗集《走向人群》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先锋诗人之一。出版诗集《愤怒》《词语的暴动》《命运·九歌》（单行本）；诗论集《先锋的幻想》《绝对的力量——刘诚博客二年》；散文集《在命运里旅行》；小说集《傍晚运水的妇女》等文学专著 14 部。

诗评家燎原称刘诚为当下并不多见的“全能型”诗人，《十面埋伏》佐证了这个判断。

和刘诚诗歌和批评的极端、强烈、偏执及其建立在才气之上的“霸气”相比，生活中的刘诚——包括他的为人、他的长相，没有任何攻击性，和这样的朋友可以坦诚相处无须戒心。如果说在诗歌里这种反差被不断地加强，在长篇小说里可以说得到了某种“矫正”——长篇小说《十面埋伏》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，并以诗人的才情进行深度挖掘，赋予其性与爱的深度思考——这是《十面埋伏》超出一般都市成长小说之处，也是诗人刘诚的一个创造。

《十面埋伏》全书23万字，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系“西风烈——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”大型文化精品项目最新推出的图书品种，九月底起在全国各大城市隆重上市。

青春是美好的也是危险的

马凤霞：小说《十面埋伏》情节跌宕起伏，故事叙述扑朔迷离、离奇复杂。请问您写这部小说的契机是什么？它纯属虚构还是有事实的影子？

刘诚：首先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太白文艺社、对党靖社长、韩霁虹副总编和你本人表达诚挚的谢意，没有你们的支持呵护，这部小说以现在这个面目出版是不可能的。尤其你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，几次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并对语言文字一丝不苟地进行订正，令人感动和敬佩。这部小说是我长篇创作的一个尝试。我一向认为，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个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代，我的青春就是在那个年代度过的，我投身于诗歌和文学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。我对八十年代有感情。这部长篇可以看作是我对八十年代的一次怀想和交代。小说的故事来自虚构，即或有一点现实的影子或与什么人的经历相似，那也仅仅只是碰巧，决不意味着我将现实中该人士的经历原封不动地搬上了小说——小说毕竟是艺术，指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或者在作家与主人公之间划等号，干脆把小说人物的经历等同于作家的经历都是不可取的，实际上是对小说的庸俗化理解，降低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高度和普遍性。生活中的美是分散的，稀薄的，残缺的，缺少艺术必不可少的集中和强烈，需要大幅度的增减和改造，对这些稀薄的美的提炼、浓缩就是艺术创造，类似于核工业对铀的浓缩。

马凤霞：《十面埋伏》出现了众多人物。从这些人物的命运来看，一方面是爱，单纯而脆弱，随时可能被偶然事物打断，但因为有爱终得圆满；另一方面是性，浓烈而张扬，但因为没有爱而走向毁灭。你是否想要通过这种对比向读者传达些什么？

刘诚：《十面埋伏》以爱情为主线，这条线在结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，但并非仅仅聚焦于爱情。长篇小说是用来装东西的容器，所以在叙述的时候我试图荡开一点，尽量传达出那个年代特有的氛围。出现在小说里的这批人，无论占有怎样的地位，具有怎样的重要性，处在怎样的层次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追求，仿佛是一群困兽在无望地寻找出路，这出路不仅是爱情的，性的，首先是生存和发展的。也可以说，这是一个关于追求的故事。在这里命运高高在上，是某种粗暴的、不可知的、不可把握的异己的力量。我想使小说超越一般爱情小说，至少一再突破爱情小说的边界。但我承认在《十面埋伏》中，爱情仍然是受关注最多的部分。由于笔力所限，小说对性与爱的探讨未必达到了预想的深度，但庶几反映了我对性与爱的观察和思考。我并不想通过小说为读者提供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作为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，性与爱是在路上的，只能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经历和体验，却不可能被某一代人穷尽或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解决。对性与爱的经历，也即是对人生的经历。事实上一部爱情小说所携带的主题可以是多向的，因为爱不是孤立的，它像黑洞一样处在生命的核心位置，搅动着人生的星云。同是写爱情，高手指向思考，低手沦为对性爱的展示。

马凤霞：近年来都市成长小说市场很好，你是否对青春与成长有特殊的兴趣？

刘诚：青春与成长是人类的永恒主题，关键是能不能写得好，能不能与普世价值接轨。《哈利·波特》是一种成长，《暮光之城》是一种成长，而罕世杰作《红楼梦》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。成长不只是青春的事，也是成年的事。青春是美丽的也是危险的，是人一生中最不确定的阶段。生命的能量四处涌动，必须穿过道德与法律的丛林，在没有河道的地方切割出河道，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。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几乎都赶在这个时间段解决，每一次解决都牵动着全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十面埋伏》所指涉的主题有普遍意义，至少是各个层面普遍关心的。我不奢望《十面埋伏》成为青春和成长的教科书，但确实希望它为人生提供某种寄托和参考。

好小说应该是一块多棱的宝石

马凤霞：这部长篇初读让人眼前一亮，主要是语言好，流畅细腻，总有一股诗情萦回其间。其次这部长篇小说里也有大段的议论，这些精彩的议论，显然与您诗性写作的底蕴分不开。这些诗性成分是您刻意为之，还是诗人小说家总是有议论的偏好？

刘诚：在长篇小说里命运就是美，长篇小说主要写命运。命运作为一种生活的现象，只是在这里才成为审美的对象。我并没有刻意去想一定要有什么创造，只是老老实实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而且尽量写得好读。但小说写出来之后，我发现它有突破——主要是突破了爱情，造成了对一般都市成长小说的越界，承担了某些更加严肃的内容。至于书中的议论，一是情节到这里有这样的要求，二是多提供一个观察生活的视角。把小说打造成一块多棱的宝石，一直是我的一个追求。

马凤霞：《十面埋伏》在节奏上是克制的，写得自然从容，直到小说的最后仍然笔力不减，其中充满了令人过目不忘的精彩细节。比起故事本身，您是否更重视细节？

刘诚：长篇小说最难的不是故事，而是细节和语言。结构是长篇小说的骨骼，细节是长篇小说的血肉，而语言不只是用来完成叙述而是具有独立的价值，正是语言决定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质地。为什么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，原因也在这里。只有那些门外汉才认为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故事，以为有了故事就有了长篇小说。其实在长篇写作中故事并不是最值钱的东西，任何一则社会新闻都可以为一部长篇小说提供故事，但它并不一定能构成小说。说到克制——我确实比较克制，我并不急于推进故事，告诉人们一个结局。我为什么要急呢？长篇是慢慢写的，有那样一个长度，你一急反而把后面的路给堵上了。也有的长篇几乎没有故事，可它仍然是优秀的好小说。长篇小说的美在过程之中。生活是平凡的，并不总是充满了紧张的冲突，但平凡不是平淡，只要你敢于进入，任何一段貌似平凡的生活，其间都充满了波澜起伏、惊心动魄的内在张力。你不克制一点，就写不出这种内在的张力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没有克制就没有小说艺术，这句话在诗歌的创作中同样适用。好小说必须上升到寓言的高度。

小说写给无限的多数

马凤霞：你是一位诗人，忽然以小说家的面目出现，让读者多少感到有些突兀。请问您是怎么做到“全能”的呢？

刘诚：大诗人都是“全能”的，如果做不到“全能”，也就不可能慢慢积累增厚而成大家之“大”了。我当然未必是“大家”，也不一定很“全能”，只不过我对“大家”一向有理解，对“全能”有一种刻骨的羡慕和倾倒罢了。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小说的优势。换句话说，我本来是想写长篇小说的，从一开始就向小说的门内张望，结果因为某些偶然的机缘，却阴差阳错首先进入了诗歌，更没想到诗歌作为一种迁延不愈的精神症候具有很强的惯性，一进入就是三十年，一不小心还在诗歌里弄出了全国名声。我的训练其实是多方面的。我写过诗剧，写过批评，写过人物访谈，写过报告文学，为了写作影视文学脚本，甚至靠记忆将日本电影《沙器》和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的文学脚本写下来。至于中短篇小说断断续续一直在写，前年还出过一部中短篇小说集《傍晚运水的妇女》，进入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。

马凤霞：由诗歌转向小说轻而易举，由小说转向诗歌却很少成功。为什么？

刘诚：我想原因可能在于诗歌的艺术壁垒更高，但不能因此说诗歌比小说更有价值或者相反，写得好都有价值，写得不好都有可能成为垃圾。一般说来，诗歌写作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精神历险，诗人都是主观性很强的类型。歌之不足才手之舞之，咏之叹之，对形而上的思考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。也就是所谓“爱管闲事”——你不过是一个凡人，肉体凡胎，却要去管天管地，管生管死，管公平管正义。自己都管不过来，还要去管善管恶，去管别人的生死痛痒，管一个国家、甚至是管全人类的终极命运，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蠢？简直是蠢极了。可是没有这样一种看似很蠢的“潜质”，没有这样一种对形而上事物发自根性的追问，哪里还有什么诗人？其实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，不过诗人是自己走出来直接说，而且飞动着说（因为要说的太多了），以至有话“不好好说”而要飞动、跳跃，在激情的推动下语言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，就像打鼓的鼓点，只能打在最紧要的那些节点上，说不及嘛。只是说仍嫌不够，还要将它打包压缩进意象这样的最小单位，让这些奇妙的充满了多向性的小东西“代言”。诗歌都是以意象为最小单位来构建的。小说则要求展开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要求叙述的宏伟，要求一个叙事的长度，它不是走出来直接说，而是以故事的逻辑来说，以人物的命运来说，以象征来说，以语言本身来说，因此小说家是藏起的，它藏小说后面。小说所拥有的自由度和大容量，是诗歌所不具备的。一部好的小说往往将小说家一生的经验和智慧“清仓”。某种程度来看，小说是一种有关可能性的艺术，小说探索生活的可能性。小说在坚硬的现实两壁，为读者打开一扇可能之门。

马凤霞：《十面埋伏》的出版，是不是意味着您以后要离开诗歌？诗人老说写给“无限的少数”，您的小说是写给多数，还是写给“无限的少数”？

刘诚：转向小说创作，并不意味着我会离开诗歌。诗歌作为一种看家本领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赵本山为什么不离开春晚舞台？我会将诗歌进行到底，因为就第三极神性写作来说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有一大批志趣相投的诗歌朋友，不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。一手诗歌，一手小说，一手批评，这是我写作的三个方向。当然也不排除将长篇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能性。我有讲不完的故事，而且保持着一个诗人的情感强度，那种诗人才有的穿透力，可以将小说主题推进到一般小说家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从写作的策略上来看，我的大量的诗歌和批评，可能需要一个东西“开路”才能获得更多的人气——这个开路者我已经找到了，就是长篇小说。我想让我的诗歌搭上长篇小说的快车，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。究竟是写给少数还是写给多数？我希望写给多数——诗人可以说写给“无限的少数”，因为诗歌本来曲高和寡，但小说家接过来也这么说等于没说。长篇小说是专门写给多数的。除了专意写给批评的小说，百分之八九十的小说都是写给多数。写给“无限的少数”，是小说家被大众拒绝时的一种辩解。

马凤霞：跟你的合作很愉快，愿你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